道安大師:佛教中國化第一人

  道安大師,東晉傑出的佛教學者和僧團領袖,生於東晉懷帝永嘉六年(312),卒於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一說年七十二)。道安大師俗姓衛,常山扶柳縣(今河北冀州)人。出生書香門第,不幸父母早亡,由外兄孔氏撫養。7歲發矇讀書,過目成誦,鄉鄰驚奇。12歲時出家。   道安大師出家後,因“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缺。”三年後,他向師求經,師與《辯意經》1卷,約五千言。安在第二天歸還並求余經,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闇誦。”師復與《成具光明經》1卷,約1萬言,又於當天下午還經,說已誦完。師叫他背誦,竟不差一字,師大為驚嘆,再也不輕視他了。後為其受具足戒並聽其四處參學。此後,道安大師開始了學法弘法的歷程。   道安大師24歲時到達後趙新都鄴(今河北臨漳),遇到梵僧佛圖澄,開始了他人生的轉折點。佛圖澄見到道安大師,嗟嘆不已,與語終日,靈犀相通,心神互契,收其為弟子。眾弟子見道安大師膚黑,形貌不稱,和尚卻甚器重,感到驚異。澄說,此人遠見卓識,非爾等所能及。澄在講經後,往往叫安複述大意及釋疑難,也就是上輔導課。眾弟子瞧不起他,向他提出許多奇特的問題,想趕他下台。誰知“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語驚四座,贏得讚譽。   佛圖澄圓寂後,北方政治動蕩、又陷入大混亂。道安大師作為佛圖澄的高徒,領導着數百人的僧團離開了居住13年的鄴都,顛沛流離於晉冀豫一帶,前後達17年。   此間避難於濩澤(今山西陽城),與竺法濟、支曇講相遇,向其學《陰持入經》,還為安世高譯《大十二門經》、《道地經》作注作序。於太行山支脈恆山(今山西大同南渾源縣境)創建寺塔,“改服(出家)從化者中分河北”,為河北最著名的僧團領袖。慧遠亦在恆山拜師出家。還應武邑(今河北武邑)太守盧歆邀請開講佛法。“名實既符,道俗欣慕。”之後道安大師帶領僧團相繼復還鄴都,往鄴西之牽口山,入王屋女休山,渡河至陸渾(今河南嵩縣),每到一處,便聚徒講學、深研佛理。最後繼續前往戰禍較少的南方。   在從陸渾南下的途中,東晉名士習鑿齒來書,請其到襄陽弘法,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今河南南陽),謂徒眾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乃令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漢水,雷雨夜行,到達襄陽。齒聞安來,“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大師。時人以為名答。”   襄陽是當時東晉國土,交通四達,沃土良田,人傑地靈,且無兵燹殺戮,是弘法的好場所。習鑿齒聽道安大師講經,印象極佳,並致書謝安向其推薦。在名士的宣揚下,四方學子,競往師之。道安大師初住白馬寺,後創立檀溪寺。晉孝武皇帝亦下詔,對道安大師“俸給一同王公。”安公聲望,遍及中國。   道安大師在襄陽住錫十五年,提出並實踐了佛教發展的方向,制定僧團軌範、統一釋姓;窮究般若、立本無宗;創編佛教經錄,培育僧才,講經注經。這一時期也是道安大師一生最有成就的時期。   苻堅素聞安名,於379年遣苻丕攻取襄陽。苻堅對僕射權翼說:“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苻堅攻取襄陽,是其攻滅東晉計劃的第一步。當時苻堅已統一北方,遠較東晉強大,有“投鞭斷流”之概(馬鞭投入長江,使水斷流),“得道安大師”是一舉兩得,不能誇大。   道安大師“住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大弘法化。”“安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自譽。……堅勒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   道安大師在長安住了約7年,其最大成就是組織譯經道場,相繼翻譯出阿含經類、毗曇類、毗奈耶(律)類及般若類等四大類經典,還反思佛經翻譯理論並制定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原則。   385年二月八日,道安大師圓寂,世壽72歲。葬於城內五級寺中。   道安大師畢生致力於中國佛教事業,注重佛教教育的推廣、普及和發展,對中國佛教僧團的建立和中國佛教理論體系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不啻為佛教中國化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物有廣贍 人固多宰 淵淵釋安 專能兼倍飛聲千隴 馳名淮海 形雖草化 猶若常在

賓頭盧尊者:履行正法 福田第一

  佛教中“羅漢”又稱“阿羅漢”,是梵文Arhat的音譯,其含義一般有三種:一為“殺賊”,即殺盡一切煩惱之賊;二是“應供”,羅漢一切漏盡,所以當受人天供養;三是“不生”,即永入涅槃不再受生死果報。羅漢,也是小乘佛教修行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   無論是“羅漢”之名、還是其直觀的形象,對於中國人來說都並不陌生。因為除了佛教之外,“羅漢”也經常是中國傳統繪畫、雕塑以及文學作品中的主題,早已深入人心。   根據《增一阿含經》等佛教經典的記載,釋迦如來有四大聲聞弟子眾德具足、智慧無盡、堪任游化,他們便是大迦葉比丘、君屠缽漢比丘、賓頭盧比丘和羅雲比丘。於是佛陀涅槃前便咐囑他們要住持世間不入涅槃、流通弘傳佛法,他們便成為了佛教最初的“四大羅漢”。到了唐朝,通過玄奘大師所譯的《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一書,又使國人第一次完整地認識了世尊令護持正法的“十六羅漢”名號。   在“十六羅漢”的排序中,位列第一的“賓度羅跋啰惰闍尊者”即是賓頭盧尊者。尊者名“賓頭盧”,意為“不動”;姓“頗羅墮”,意為“利根”。被佛陀譽為“降伏外道,履行正法”(《增一阿含經》),是為“久住世間,應末世供,福田第一”(《佛說阿彌陀經要解》)。在南傳佛教的寺院中多將賓頭盧尊者奉為上座,漢傳佛教每日晚課念誦中也都會提到他的名號。不惟如此,賓頭盧尊者與道安寺更有着不同一般的因緣。   道安大師是東晉時期佛教領袖,他一生整理、註譯經書,成就斐然,為佛教中國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正是因為道安大師所做的是這樣一項重要的事業,他對此也更加謹慎。於是道安大師便在佛前發下誓願“如果自己所註譯的經書並未有違佛理,便請示現瑞相以增信心”。誓畢當晚,道安大師便在夢中見到一位滿頭白髮、眉長過肩的西域道人對他說:“你所註譯的經典都是深契佛理的”。道人並告知道安大師自己“住在西域,受佛囑不得入涅槃。只要你時時設食供養,我必當相助宏通佛法”。   俟後隨着《十誦律》傳入中國,方知在道安大師夢中示現的西域道人便是賓頭盧尊者,於是此後寺院里便為其專施空座、前置碗盞,設飯供奉,處處成則。此後又漸次安奉聖像;直至唐代,寺院在齋堂內供奉賓頭盧尊者一時蔚然成風。道安大師這段因緣,成為了東土賓頭盧信仰的發端,也是佛教中國化發展中的一段小插曲。   為紀念道安大師、於其故里所建的冀州道安寺,如今便遵照叢林軌制,在五觀堂內供奉了一尊賓頭盧尊者泥塑彩繪坐像,以此回歸祖師傳統、承續古德法緣,也使寺院別具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