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语言哲学强调语言是与客观事物一一对应之时，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却充分看到了语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在言语之外，他更关注的是“沉默”，甚至认为沉默才是意识表达的“本体”，而语言不过是沉默的一个瞬间，相比于口若悬河与滔滔不绝，沉默反而是一种更高级、更本质、也更直接的“语言形式”，因为真理在语言尽处。
不惟如此，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古圣先贤对于“言说”与“沉默”的辩证关系有着更深刻的认识：“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大辩若讷”（《老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寓言》）、“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周易·系辞下传》）等等的记载不一而足。
昔日世尊在灵山会上，手拈金婆罗花，在大众默然，迦叶微笑之间，完成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的心传，成为禅门第一公案；而“维摩现疾、文殊问疾”更是成就了“一默如雷”的佛门佳话。
佛陀在毗耶离城庵罗树园为大众说法时，居于城中的维摩诘居士示现身疾，佛陀深知其意，先后征询舍利弗、大迦叶、须菩提等诸大弟子前往问疾，然却都言“不堪任诣彼问疾”。最后佛陀委派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率众前往探视，于是在维摩丈室内大家有了一番关于“入不二法门”真实法义的深入探讨。在文殊菩萨做了“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的总结发言后，反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以“默然无言”相对，文殊菩萨不禁赞叹“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说空说有，仍落言筌；维摩一默，声如鸣雷。宇宙的实相此刻就在维摩居士的沉默之中。
尔后禅宗大行于东土，在祖师接引学人的公案中更是常见“沉默”方法的使用，不仅有“默然”、“不语”、“良久”这类温和的形式，同时也会通过“当头棒喝”这样看起来比较极端的方式行“无言”之教。
明代冯梦龙所著《智囊》中载有一则“艺祖屈徐铉”的故事。
南唐后主李煜派遣博学多才、名著江左的徐铉来宋朝修贡，依例朝廷要差官押伴、随侍左右。但因为徐铉的学问和名望太大了，朝臣们都担心自己口才词令不及，宰辅一时也不知安排何人来应对。太祖赵匡胤见此情形，便亲自从殿前司的禁卫军中挑选了一名目不识丁的侍卫来担此任。虽然不解太祖何意，但中书也不敢再问，便匆匆催促这名侍卫前去和徐铉会和，就连侍卫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见面之后，起初徐铉口若悬河、词锋如云，众人都惊愕不已。但这名侍卫因实在无以应对，只有不发一言、唯唯诺诺点头应答而已。徐铉也摸不清这位使者的水平深浅，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高谈阔论。就这样一连好几天，这位使者和徐铉之间都没有任何的酬答应对，徐铉因此也把自己搞的很疲惫，于是也就沉默不语了。
其实当时大宋在朝的明儒硕学比比皆是，如果派他们去“角辩骋词”难道就会不如徐铉么？在该段评论中认为是“艺祖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所以采取了这样一个“以愚困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该段轶事所讲虽然不尽如“世尊拈花”、“维摩一默”那样内涵深邃，但也无妨从另一侧面对“善默即是能语”来做注脚。
无论形上形下，其实从所想到所说，便早已有了距离，言语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它的局限性。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恰如绘画里的留白、诗词中的余韵反而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更解“善默能语”真诠。
